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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中，有專門論述明確了高考改革的方向：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、學生考試多次選擇、學校依法自主招生、專業(yè)機構組織實施、政府宏觀管理、社會參與監(jiān)督的運行機制，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;探索全國統(tǒng)考減少科目、不分文理科、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。如今，高考正朝著更加科學、公平的方向邁進。

36年，改革從未停止

高考作為一種關乎每個家庭切身利益的選拔制度，自1977年恢復以來，我國在改革與完善這一制度方面所作的探索從未停止過。

從最初的文6理7(即高考時，文科生考6門、理科生考7門)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“3+2”，再到2002年以來各省市陸續(xù)實行“3+X”科目設置方案;從“一卷試天下”的全國統(tǒng)一命題到分省命題;從高校招生計劃并軌，到高校擴招;從“一考定終身”到部分高校擁有自主招生權;從人工改卷到網(wǎng)上閱卷，網(wǎng)上錄取……在考試科目、命題形式、錄取方式等方面，高考改革的步伐不斷加大。

在探索高考改革的道路上，江蘇省走在全國前列。2000年的“3+小綜合”、2002年的“3+大綜合”、2003年的“3+1+1”、2008年的“3+學業(yè)水平測試+綜合素質評價”，到2010年的文理科首次“分開計劃、分開劃線、分開錄取”，注重素質考查在數(shù)次變革中“一脈相承”。然而，10年5變的高考方案因“變臉”次數(shù)太多引起爭議，學校教學應變不暇，學生“適應困難”。

與江蘇、浙江、北京等地實施的“大步伐”個性化改革不同，四川的高考改革更為穩(wěn)健。作為全國最后一批實施新課改的省份，2013年四川出臺的《四川省普通高中新課程高考方案》被業(yè)內人士評價為“相當穩(wěn)妥”，“沒出現(xiàn)顛覆性的變化，保持了連續(xù)性和穩(wěn)定性”。

新課改下的四川，繼續(xù)保留了自2001年起實施的“3+X”高考模式，其最大亮點是在招生錄取中首次對高考單科成績優(yōu)異者、專業(yè)成績優(yōu)異者制定了優(yōu)惠政策。

回顧30余年的高考制度的變遷，雖然各地的改革探索有得有失，但以公平為基石，越來越注重素質考查，以更科學的方式選拔人才一直是高考改革不變的主題。

加分“瘦身”，遏制權力、金錢滲透

高考能否保住過程公平底線是社會對改革較為關注的問題。近年來，頻現(xiàn)報端的高考腐敗案件令高考制度遭遇信任危機。其中，亂加分現(xiàn)象尤為突出。2014年，高考加分全國性“瘦身”無疑是一劑猛藥，回應了人們對教育公平的渴求。

我國實施高考加分制度始于1950年，這一旨在彌補高考分數(shù)單一錄取標準不足、促進教育公平的制度，在實際執(zhí)行中卻逐漸被異化為權力尋租、權錢交易的通道。在一些省市，加分規(guī)定竟與招商引資、引才掛鉤，造成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均等。

2010年底，教育部等五部門出臺高考加分“新政”，要求各地從削減加分項目、下調加分分值、限制加分使用等方面做出全面調整，2014年起實施。半月談記者了解到，全國各省份最近公布的加分新政策“瘦身”力度普遍較大，其中，以往加分亂象“重災區(qū)”的體育加分項目被要求不超過10項，優(yōu)秀學生等鼓勵性加分因其評價主觀性強而被降低分值或取消加分。

“瘦身”帶來的直接影響是享受加分人數(shù)的減少，對“裸考”生無疑是好消息。在四川，此前可以享受加10分的“省三好”、“省優(yōu)干”項目被砍掉，這一變化將使每年1000多名考生不再享受加分照顧。

加分新政出臺后，一些家長仍擔心新規(guī)難以遏制權力、金錢向高考加分滲透。對此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，要消除公眾對高考加分政策變形走樣的公平焦慮，必須真正加強對權力的監(jiān)督與約束。對一些違規(guī)加分現(xiàn)象、造假行為，如果司法部門能積極介入調查、予以嚴懲，斬斷其背后的利益鏈，讓相關人士看到違規(guī)的高成本，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威懾作用。

此外，一些學者提出，應適當賦予高校自主權，比如對地方教育部門認定的高考加分可以不予認可。如果考生的特長不是學�；驅�業(yè)需求的，可以不考慮其特長。加分收益打折扣后，將有利于擠掉其中的“水分”。

未來高考：招考分離，多元選擇

教育界人士認為，無論是高考加分“瘦身”，還是考試科目分值調整、錄取方式的改革，對高考改革而言，不過是局部的修補或“頭痛醫(yī)頭腳痛醫(yī)腳”式的治療。如果不能改變評價和錄取制度，改革有可能是“換湯不換藥的折騰”。

在許多一線教師看來，中國高考改革已陷入在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間走鋼絲的“漸進式”困局。以考試分數(shù)作為主要評價標準的高考“指揮棒”，與綜合評價、多元錄取的素質教育要求格格不入。在“一考定終身”的高考現(xiàn)狀下，升學率、考試成績依舊是評價高中學校辦學的核心指標，“戴著鐐銬跳舞”的素質教育在實際推行中困難重重。

“三中全會《決定》中提到的招考相對分離，是破解應試教育的必由之路。”熊丙奇說，高考制度問題的根源在于高校沒有招生自主權，只能被動接受教育考試部門按學生高考成績、志愿投來的檔案進行錄取，造成中學教學圍繞考試轉、大學招生以考試成績?yōu)槲ㄒ灰罁?jù)，考試成了指揮棒。招考分離模式可以使中學擺脫指揮棒，把學習的自主權交給學生，也能讓基礎教育辦出個性和特色。

清華大學招辦主任于涵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：高考改革要體現(xiàn)兩個“為本”，一是以學生為本，學生要有多樣化的選擇權;二是以大學為本，大學要有自主選拔權。打破大學按照高考分數(shù)統(tǒng)一劃線錄取的“一元選拔模式”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招考“雙選模式”，即考生可以選擇大學、大學也可以選拔考生。

據(jù)悉，由教育部制定的“2020年高考改革的總體框架”方案預計在12月份公布。雖然改革方案從公布到實施尚需一定周期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被社會詬病多年的“一考定終身”制將被打破，這對廣大考生來說無疑是福音。此外，取消文理分科，將更有利于促進學生全面發(fā)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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