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,想要加入公務員隊伍的人持續(xù)激增。據(jù)統(tǒng)計,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,共有144萬人報考,比2003年的12.3萬人高出11倍,最熱門的職位甚至創(chuàng)下了4961∶1的紀錄,而2012年的國考報考人數(shù)也達到130萬,錄取比例為53:1。公務員考試已經(jīng)成為名副其實的“天下第一考”,其艱難遠勝過考取北大、清華。 研究機構(gòu)對“公務員熱”的調(diào)查表明,“公務員熱”始于大學擴招,更多是出于經(jīng)濟利益考慮。由于創(chuàng)業(yè)困難,公務員職業(yè)穩(wěn)定輕松,工資較高,加上各種福利、補貼和隱性收入,遂使大學生們對公務員職業(yè)趨之若鶩。這種現(xiàn)象其實反映了某種社會問題,令人想到歷史上有些時段的科舉。 如我們所知,科舉考試興于隋唐,訖于清季。其本身不是教育制度,而是選官制度。唐承隋制,以科舉考試取代前朝門第制度,到了高宗、武后朝,為了打破士族對政權的壟斷,尤其重視考文才的進士科,眾多寒門子弟得以有機會進入仕途。到了德宗朝,進士科達于極甚,求仕者紛競舉場,顛沛于是,以致民間有進士及第為“登龍門”之說。 這種科舉盛況往往成為后世的美談,但從另一個角度看,當時士人爭相參加科舉考試,經(jīng)濟目的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,那就是統(tǒng)治者橫征暴斂,賦稅繁多,平民百姓常常不堪重負,如韓愈《嗟哉董生行》:“爵祿不及門,門外惟有吏,日來征租更索錢!绷硪粋文人沈既濟《選舉論》論及當時情狀:“夫上之奉養(yǎng)也厚,則下之征斂也重。養(yǎng)厚則上覬其欲,斂重則下無其聊。”朝廷花銷無度,下面的官員自然要橫征暴斂,造成百姓困苦。 但如果當了官就不同了,不但享有國家奉祿,而且可以免除一切賦稅。如唐穆宗朝就下詔稱:“名登科第,即免征役。”詩人姚合也在贈友詩中說:“闕下科名出,鄉(xiāng)中賦籍除。”就連復興儒道的先驅(qū)韓愈都自稱“家貧不足以自活,應舉覓官,凡二十年”。官員既然不用交納賦稅,朝廷的花銷便得全部來自百姓,用沈既濟的話說,就是“坐食百姓”,所以當時士人爭相參加科舉考試,就是因為“非惟求利,亦以避害也”。 科舉考試將做官與個人利益聯(lián)系在一起,故對廣大士人來說,當官與否,其苦樂利害是大不相同的,“得仕者如升仙,不仕者若沉泉”,這正是中唐以降科舉繁盛的原因之一。由于中唐考生多為祿仕之徒,所以品性浮薄,終致中晚唐官場爭斗成風,權臣亂政,民生凋敝,道德淪喪,以致文宗大和二年,劉賁應賢良方正科對策時痛陳:“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,士人無所歸化,百姓無所歸命。官亂人貧,盜賊并起,土崩之勢,憂在旦夕。” 對策中提到的“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,士人無所歸化,百姓無所歸命”,包括冤情無法上達,士人沒有道德,百姓困苦不堪。就任何一個朝代而言,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說代表了社會的普遍危機。對于劉賁這篇直面現(xiàn)實的文章,當時的考官十分贊賞,但卻不敢錄取他。劉賁后來被征為幕府從事,最后還是受到權臣誣陷,貶死他鄉(xiāng)。唐王朝也在社會的種種矛盾中漸漸走向衰亡。 可見,當一個士人參加科舉考試,其動機完全出于利益考慮時,必然會無視關心民瘼的士人理想。韓愈的功績就在深刻體驗了這一現(xiàn)實,并在承認人是經(jīng)濟人的前提下,提倡復興儒道,以解決利與道的關系,促使后來的宋人在價值上有所思考和歸依,提出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人生理想。蘇軾稱韓愈“道濟天下之溺”,確乎有著深刻的歷史含義。 公務員考試與科舉一樣,都是改變世襲、推薦和指定的選官方式,給普通人提供機會,因而是歷史的進步。但也須認識到,科舉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礎上的,古代知識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仕途,而今天的“公務員熱”則只能說明,官本位仍然是社會的支柱。然而說到底,官員本身并不是具有創(chuàng)造性的職業(yè),如果一個現(xiàn)代社會的精英都想去當官,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有活力的。 制度決定一切,要改變這種狀況,只能是改變官本位的利益機制,打破目前的公務員終身制。 推薦:國家公務員考試網(wǎng)(wljdxs.cn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