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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新京報就“中央禁令對公務員影響”，在東、中、西三個地區(qū)的省份隨機抽取了100名公務員進行調查。結果顯示，官不分大小、地不分東西，公務員的生活普遍受到禁令的影響;而65% 的受訪者認為禁令過于一刀切，對基層普通公務員應提高福利待遇。 一個微調查，其價值固然不宜估之過高，但也不能謂之無價值。2013年，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行為的禁令密集出臺，這一年也因此被公務員稱為“禁令年”。從這個微調查不難看出，禁令得到了比較好的執(zhí)行，但存在反彈的壓力也毋庸諱言。向來是革別人的命易，革到自己頭上就不免“肉疼”，這也不過是司空見慣的人之常情。 一些公務員關于中央禁令的一個核心觀點是“過于一刀切”。事實上一刀切已是極致，哪里有什么“過于一刀切”?言說者不過是藉此強調自己的觀點和感受而已。在當下的語境中，一刀切是個貶義詞，任何思想行為只要貼上一刀切的標簽，首先就會引起人們生理上的反感。有人甚至還從哲學上指出，一刀切既違背了唯物論，又違背了辯證法。那么，去年以來的一系列禁令，果真不該一刀切嗎? 禁令之所以對公務員的生活構成重大影響，看上去是由于有效遏制了他們的灰色收入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購物卡、高檔煙酒、吃喝宴請等“福利”的消失。也可以說，禁令得到普遍而嚴格的執(zhí)行，使公務員“工資基本不動”的好日子不再，驟然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。但這樣的一刀切有什么不好呢?難道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因為長期存在，這樣的陋習就可以獲得正當性嗎?如果禁令只針對某一類、某一級公務員而對別的公務員網開一面，那么禁令本身的公平性又何在呢?假如禁令鏟除了公務員灰色收入的土壤，導致無人愿做人民的公仆，那么需要考慮的是把公務員的正常收入待遇調節(jié)到一個合理水平，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確，而不是默認公務員不當得利的繼續(xù)存在。 一刀切在一些人的觀念中完全喪失合理性，與現(xiàn)實中濫用一刀切大有關系;但一概反對一刀切與濫用一刀切，在忽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上，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禁令不可大而化之，出臺禁令不可草率從之，而得民心、立得住的禁令也不可因被人加以一刀切的評價而輕易擱置。 禁令的剛性就來自于禁令所指沒有例外，執(zhí)行禁令沒有例外。禁令高懸，總會有人以種種“特殊性”尋求變通，而不少禁令正是在層出不窮的變通中淪為一紙空文。比如，禁令明確禁止用公款購買、印制、郵寄、贈送賀年卡、明信片、年歷等物品，但有的單位還是用公款購買發(fā)放了臺歷。因為已經印了，“不用就成廢紙了”;而且印制的內容“都是八項規(guī)定、政績觀等”。這是多么好的用心、多么好的創(chuàng)意!那么，對這樣的行為要不要一刀切地加以糾正?“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”的禁令要不要嚴格執(zhí)行?不糾正、不嚴格執(zhí)行，禁令就在無數的“特殊性”中化為繞指柔。 一律與一刀切并無不同。禁令往往體現(xiàn)的是底線上的一律。做公務員不能有灰色收入，不該一律嗎?不給好處不辦事、給了好處亂辦事的惡劣風氣，若非一律地加以鞭撻，又將如何扭轉?在公務員認為禁令“過于一刀切”的另一面，是那些常與公務員打交道的人們的心聲，他們最大的希望是禁令“能長期發(fā)揮作用”。這是希望，也是擔憂。好的禁令得到一體而持久的遵循，不僅能規(guī)范人們的行為，而且能改變千百年來的陳腐“官念”，塑造合于時代潮流的社會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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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04-20005
